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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近平:在纪念刘少奇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

  新华社北京11月23日电

  在纪念刘少奇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

  (2018年11月23日)

  习近平

  同志们,朋友们:

  今天,我们怀着十分崇敬的心情,在这里隆重集会,纪念刘少奇同志诞辰120周年,缅怀他为党和人民事业建立的不朽功勋,追思他为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不懈奋斗的光辉生涯,学习和继承他的崇高精神风范,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继续奋斗。

  刘少奇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理论家,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元勋,是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

  刘少奇同志的英名,同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波澜壮阔的奋斗历史紧密相连。他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殚精竭虑、呕心沥血,在经济、政治、军事、文化、教育、外交和党的建设等领域都建立了卓著功勋,受到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衷心爱戴。

  1898年,刘少奇同志出生于湖南省宁乡县炭子冲。在他的青少年时期,中华民族正陷入内忧外患的深重苦难之中,人民流离失所、国家山河破碎的悲惨境况令人痛彻心扉。刘少奇同志青年时代就立下拯救民族危难的远大志向,积极投身反对袁世凯同日本帝国主义签订“二十一条”的斗争,写下了“誓雪国耻,毋忘国耻”的血书。在五四爱国运动洗礼下,他走上探索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道路,并在1920年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1921年,他在莫斯科东方大学系统学习《共产党宣言》、《共产主义ABC》、《政治经济学》等马克思主义著作,坚信马克思主义“确实是真理,确能救中国”,这年冬天他正式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从此,刘少奇同志把毕生精力毫无保留地奉献给了党和人民事业。

  从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到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刘少奇同志在工人运动和党在白区工作等方面作出杰出贡献。1922年春天,刘少奇同志根据党的指示回国,参与领导闻名全国的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这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独立领导并取得完全胜利的工人斗争,提高了党组织在工人群众中的威信。他组织领导的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和汉冶萍总工会是当时全国最大的产业工会组织,成为激励全国工人运动的一面旗帜,刘少奇同志也因此成为我国著名工人运动领袖和主要领导人之一。在轰轰烈烈的大革命时期,刘少奇同志参加领导五卅运动、省港大罢工、武汉工人夺回英租界的斗争。

  大革命失败后,刘少奇同志是正确路线在白区工作中的代表。他先后在白色恐怖笼罩的上海、北平、天津、哈尔滨等地领导党的地下工作,坚持从实际出发,披荆斩棘开展工作,同党内“左”倾错误进行坚决斗争。他参加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在遵义会议上坚定支持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主张。

  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后,党中央派刘少奇同志前往民族救亡浪潮高涨的华北地区。他坚决贯彻党中央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从思想上理论上清算“左”倾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的错误,迅速恢复和发展党在华北地区的组织,实现了党在白区工作的历史性转变。

  全面抗战爆发后,刘少奇同志屡次临危受命,先后担任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中原局书记、华中局书记,领导在三大战略区发展党组织、开辟根据地、壮大党领导的人民抗日武装。他坚定执行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开展独立自主的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方针,放手发动群众,出色完成党交付的重任。皖南事变后,刘少奇同志临危受命,出任新四军政委,同陈毅等同志一起,重建新四军军部,领导华中军民粉碎了国民党企图消灭新四军的阴谋,为把新四军建设成为党领导下的一支铁军作出重大贡献。刘少奇同志受毛泽东同志委托,指导山东建立统一的政治军事领导中心,调整策略方针和各方面政策,使山东抗日根据地迎来大发展局面。

  1943年春,刘少奇同志回到延安,协助毛泽东同志领导延安整风、总结党的历史经验、筹备党的七大。他撰写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论党内斗争》等著作丰富了党的建设理论,教育了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在党的七大上,刘少奇同志在《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对“毛泽东思想”作出完整概括和系统阐述,指出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党和我国人民在长期奋斗中最大的收获与最大的光荣,它将造福于我国民族至遥远的后代”。他说:“我们党和许多党员,曾经因为理论上的准备不够,因而在工作中吃了不少的徘徊摸索的苦头,走了不少的不必要的弯路。但现在已经由于毛泽东同志的艰巨工作和天才创造,为我们党和中国人民在理论上作了充分准备,这就要极大地增强我们党和中国人民的信心和战斗力量,极大地加速中国革命胜利的进程。”

  抗日战争胜利后,毛泽东同志赴重庆谈判期间,刘少奇同志代理中共中央主席,在形势急剧变化的重要关头,主持制定“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指导东北实施“让开大路,占领两厢”的战略部署,为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奠定了基础。他主持召开全国土地会议,制定《中国土地法大纲》,这是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共产党公开颁布的第一个关于土地制度改革的纲领性文件。刘少奇同志投入极大精力参与领导解放区土地改革,为党领导人民夺取全国解放战争胜利提供了坚实物质力量和群众基础。他受毛泽东同志委托对新民主主义经济进行深入研究,提出比较完整的新中国经济构成和经济建设方针的设想,为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制定新中国建设蓝图作了重要理论准备。他领导成立的华北人民政府为新中国成立后组建中央人民政府提供了组织和干部基础。他率领中共代表团访问苏联,完成党中央赋予的重大使命,使新中国能够较快争取到国际上有力的政治支持和经济援助。

  新中国成立后,刘少奇同志长期主持中央一线工作。他主持制定土地改革法等文件,指导全国农村消灭了几千年的封建土地制度。他参与制定宪法,为新中国宪法制定和实施作出贡献。他参与我国经济发展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制定、审议、实施,使国家经济发展有了明确方向和目标。他是新中国第一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用很大精力建立健全人民代表大会这个崭新的制度,主持制定一大批重要法律法规,为新中国法律制度形成和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刘少奇同志积极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强调我们应该根据中国特点采取适合中国情况的方法来进行建设。在党的八大上,他代表党中央作政治报告,科学分析社会主义社会制度基本建立后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强调党和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工业化,逐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他提出社会主义经济要既有计划性,又有灵活性和多样性,充分利用自由市场,利用价值规律来调节生产。他高度重视社会主义条件下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高度重视由分配和物质利益引发的人民内部矛盾,高度重视由官僚主义作风引发的干群矛盾等问题,提出许多重要见解。在国家经济困难时期,他深入实际、深入群众,坚决支持和指导实施“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正确方针,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他对改革经济管理体制提出许多指导意见,认为如果生产关系跑到生产力的前头就会破坏生产力,主张在农业生产中实行同产量联系起来的责任制,在企业领域倡导试办托拉斯,提出实行两种教育制度和两种劳动制度,提议改革物资管理流通体制,等等,这些重要意见反映了他的远见卓识,也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经济体制改革提供了有益借鉴。

  刘少奇同志为把党建设成为坚强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巩固党的执政地位作出了重要建树。新中国成立后,他提出共产党员标准的八项条件,要求“为更高的共产党员的条件而斗争”,提出发展党员“宁可数量少一些,但要保证质量”,强调“我们党是一个战斗的组织,如果没有集中统一的指挥,就不可能进行任何一个胜利的战斗”,提醒警惕执政掌权后干部的变质腐化问题等,为我们党在执政条件下保持自身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作了积极探索。

  在“文化大革命”中,刘少奇同志遭到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残酷迫害,不幸蒙冤致死。在最艰难的时刻,他仍以共产党员的高度责任感,向党中央建议“尽早结束‘文化大革命’,使国家少受损失”,坚信“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人民书写的历史是最公正的。1980年,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为刘少奇同志平反昭雪,高度评价刘少奇同志的光辉一生。刘少奇同志的英名和功勋将永远为中国人民所铭记。

  同志们、朋友们!

  刘少奇同志数十年如一日的不懈奋斗,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在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刘少奇同志的崇高品德和高尚情操,无论过去、现在、将来都是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学习的光辉榜样。

  ——刘少奇同志是不忘初心、对党忠诚的光辉榜样。共产党人坚持的初心,就是对共产主义理想的坚定信仰,就是对党和人民事业的永远忠诚。刘少奇同志说:“一个人,特别是一个党员,为了党,为了社会进化与人类解放,为了千百万劳苦大众的共同长远的利益而奋斗到底,直至终身,甚至牺牲自己的生命,是最值得”。他还强调:“一个共产党员,在任何情况下,能够不能够把自己个人的利益绝对地无条件地服从党的利益,是考验这个党员是否忠于党、忠于革命和共产主义事业的标准。”刘少奇同志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在白色恐怖下,他两次被捕入狱,面对严酷考验,他正气凛然、坚贞不屈。他在党内多次受到“左”倾错误的排斥,却从不计较个人得失。刘少奇同志50岁生日的时候,朱德同志在一首诗里称赞他:“真理寻求得,平生能坚持。”即使在“文化大革命”那样艰难的时刻,他仍然誓言“一个革命者,生为革命,死也永远为共产主义事业,一心不变”。

  心中有信仰,行动有力量。今天,我们学习刘少奇同志,就要牢记理想信念是共产党人安身立命的根本,是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在立根固魂上下功夫,把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统一起来、同我们正在做的事情统一起来,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坚守共产党人理想信念,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

  ——刘少奇同志是坚持真理、实事求是的光辉榜样。刘少奇同志说:“我们党从来就不害怕指出与批评自己的缺点或错误。过去的一切缺点与错误,都将成为我们今后争取胜利的教训。”“真理是最可靠的”。他还说:“必须把树立实事求是的作风,作为加强党性的第一个标准。”针对那些弄虚作假、欺上瞒下的歪风邪气,刘少奇同志严厉批评说,这“不但是同我们党的实事求是的作风不相容,也不止是党性不纯的表现,而且是丢掉了共产党人应该有的忠诚老实的态度,是丧失党性的表现”。刘少奇同志一生从不隐瞒自己的政治观点,光明磊落,襟怀坦荡,敢于讲真话、讲实话,也鼓励别人讲真话。他一生为真理而奋斗,凡符合实际的,符合人民利益的,他就坚持;凡经过实践检验不符合实际的,他就勇于在工作中加以改正。

  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是党和人民事业从胜利走向胜利的重要保证。今天,我们学习刘少奇同志,就要始终实事求是,勇于直面问题,随时准备坚持真理,随时准备修正错误。只有做到了这一点,才能把党建设成为始终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勇于自我革命、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让21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展现出更强大、更有说服力的真理力量。

  ——刘少奇同志是敢于担当、勇于创造的光辉榜样。刘少奇同志说:“共产党员的精神,是积极上进的精神、独立创造的精神。”“要完成任何伟大的事业,都必须有吃苦耐劳的精神,都必须有意识地把较为艰苦和困难的工作担当起来。”他还说:“共产党员的革命气概,应该是充分估计困难,而且在最困难的时候,还是挺起腰杆前进。”刘少奇同志在革命紧急关头,总是不避艰险,到最困难的地方去,挑最重的担子。1936年初,党中央派刘少奇同志去北方局工作,有同志对他说:你这次去白区,是重返虎穴,任务艰巨呐!他果断回答: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在国民经济调整时期,他负责中央一线工作,领导克服困难的斗争。面对各种复杂险峻的形势,刘少奇同志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善于在复杂的环境中统揽全局、缜密分析,提出和实施切实可行的政策。

  共产党人必须做改造社会、改造世界的担当者,敢于担当责任,勇于直面困难。今天,我们学习刘少奇同志,就要坚持党的原则第一、党的事业第一、人民利益第一,面对大是大非敢于亮剑,面对矛盾敢于迎难而上,面对危机敢于挺身而出,面对失误敢于承担责任,面对歪风邪气敢于坚决斗争。每一个共产党员都要以强烈的使命感,担当起该担当的责任,跟上时代要求,跟上实践要求,跟上人民要求,创造性开展工作,坚定不移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

  ——刘少奇同志是勤于学习、知行合一的光辉榜样。刘少奇同志说:“革命者要改造和提高自己,必须参加革命的实践,绝不能离开革命的实践;同时,也离不开自己在实践中的主观努力,离不开在实践中的自我修养和学习。”他还说:“一个共产党员如果不努力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如果不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自己的思想和行动,他要在一切革命斗争中坚持无产阶级的立场,体现无产阶级的思想意识,这也是不可能的。”针对革命胜利后一些人骄傲自满,认为不读马列主义的书也能当县委书记、地委书记的糊涂认识,他说:“不是说胜利了,马克思的书就不要读了,恰恰相反,特别是革命胜利了,更要多读理论书籍,熟悉理论,否则由于环境的复杂,危险更大。”刘少奇同志善于向书本学习,善于向实践学习,更善于把这两方面的学习结合起来。他注重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对许多理论和实践问题进行具体分析,大胆探索,提出自己的见解。他善于把丰富的实践经验提升到理论高度,用来指导实践发展。刘少奇同志观察问题深刻透彻,分析事物鞭辟入里,揭露矛盾尖锐泼辣,表现出一个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可贵品格。刘少奇同志深刻总结和提炼我们党领导革命和建设的历史经验,深刻总结和提炼我们党治党治国的历史经验,为毛泽东思想形成和发展作出了重大理论贡献。

  重视学习是我们党推动事业发展的成功经验。今天,我们学习刘少奇同志,就要大兴学习之风,在全党营造善于学习、勇于实践的浓厚氛围,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推动建设学习大国。学习本领是领导干部必须具备的第一位本领,同时要善于把学到的本领运用到实际工作中去,努力做到知行合一、以知促行、以行求知。

  ——刘少奇同志是心系人民、廉洁奉公的光辉榜样。刘少奇同志说过:“人民的利益,即是党的利益。除了人民的利益之外,党再无自己的特殊利益。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即是真理的最高标准,即是我们党员一切行动的最高标准。”刘少奇同志坚持一切从人民利益出发,把自己看作是人民的勤务员。刘少奇同志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中严厉批评把个人利益摆在党和人民利益之上的种种自私自利的思想。刘少奇同志对讲排场、摆阔气、假公济私的现象深恶痛绝,强调这是绝对不能允许的。他说:“我们党从最初起,就是为了服务于人民而建立的,我们一切党员的一切牺牲、努力和斗争,都是为了人民群众的福利和解放,而不是为了别的。这就是我们共产党人最大的光荣和最值得骄傲的地方。”他在白区工作时,经常经手几万元的党的活动经费,但他分文不动,每天只买些萝卜烩点馍维持生活。他经常轻装简从,深入群众、深入基层,倾听群众呼声,心系群众安危。他同掏粪工人时传祥结下的友情,成为党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的生动缩影。家乡的一些亲戚看到他当了国家主席,跑到北京找他办事,刘少奇同志严肃告诉他们:“不错,我是国家主席,硬着头皮给你们办这些事,也不是办不成。可是不行啊!我是国家主席不假,但我是共产党员,不能随便行使自己的职权。”他回家乡农村调查时,有时睡在养猪场饲养员用过的铺了稻草的木板床上,有时睡在县委会议室的一张长方形的会议桌上,有时睡在大队部用两条长凳架着的门板上。他教育子女不能搞特殊化、不能脱离群众,要求身边工作人员不请客、不迎送,不准向地方提任何要求和接受任何礼物。他还对子女说:“爸爸是人民的儿子。你们也一定要做人民的好儿女。永远跟着党,永远为人民。”这些平凡小事体现了一名真正共产党人艰苦奋斗、廉洁奉公的人民公仆本色。

  每一个共产党员,不论职位多高,都是人民的勤务员。今天,我们学习刘少奇同志,就要始终坚守人民立场,把人民群众放在心中最高位置,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把为人民谋幸福作为根本职责。全党同志要时刻牢记,我们的权力是党和人民赋予的,是用来为党和人民做事的,只能用来为党分忧、为国干事、为民谋利。要心有所畏、言有所戒、行有所止,任何时候都不搞特权,不以权谋私,做到忠诚干净担当。

  同志们、朋友们!

  刘少奇同志说过:“共产主义事业是我们的终身事业。我们终身的一切活动,都是为了这个事业,而不是为了别的。”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的坚定信念,激励着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风雨无阻、砥砺前行。历史的接力棒已经交到了我们手中。我们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就是刘少奇同志等老一辈革命家一生奋斗的伟大事业的继承和发展。

  经过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近百年的不懈奋斗,经过中华人民共和国近70年的风雨前行,经过改革开放40年的开拓前进,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迎来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奋发进取,埋头苦干,努力创造属于新时代的光辉业绩,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伟大目标一步一步变为现实!

  11月22日电 据意大利欧联通讯社报道,北京时间11月21日,意大利品牌企业Dolce & Gabbana(中文名:杜嘉班纳,以下简称D&G)上海博览中心举办首场大型时装秀“The Great Show”的活动被取消后,意大利华人互联网社交平台纷纷以文字和图片形式传出“D&G辱华”消息。一时间,旅居意大利的华侨华人纷纷对“D&G辱华”表示抗议,并呼吁华人社会集体抵制D&G商品。意大利媒体对此也表示关注,纷纷予以报道。

  意大利华侨华人抗议者纷纷表示,绝不能容忍D&G发布涉嫌辱华宣传广告,其创始人兼设计师辱骂“中国是屎”完全是自取其辱。中国人对此绝不会答应,D&G和涉嫌辱华当事人必须对辱华事件作出合理解释,并向中国人民道歉。

杜嘉班纳上海大秀秀场拆除中。图/康玉湛杜嘉班纳上海大秀秀场拆除中。图/康玉湛

  据悉,意大利D&G涉嫌辱华视频发布不到24小时被删除,D&G设计师斯特凡诺·加巴纳(Stefano Gabbana)在回应辱华视频问题时,本该向中国人民表示道歉,相反却辱骂“中国是屎”。

  事件发生后,意大利《共和国报》在21日的报道中指出,D&G涉嫌辱华的事件遭到全世界时尚人士的批评和指责。而此时D&G公开表示,其言论并非公司和当事人所为,完全是黑客故意陷害和栽赃。公司创始人兼设计师斯特凡诺·加巴纳也称,他的互联网社交平台账号被盗。

  该事件还同时引起了意大利各主流媒体的高度关注。意大利安莎社、《共和国报》、《晚邮报》等数十家当地媒体均对事件进行了报道,并对D&G辱华言行提出了质疑和批评。

  安莎社称,D&G遭到了中国社交网络的批评;《晚邮报》表示,D&G涉嫌辱华其设计师自圆其说,称是黑客的错,恐怕难以向中国人民交代;《共和国报》则表示,D&G涉嫌辱华事件已经成为了中国的热点事件。D&G回应《共和国报》称,“我们被黑了,也是受害者”。

原定于21日晚在上海世博中心举行的意大利时尚品牌杜嘉班纳(Dolce&Gabbana)大型时装秀,因品牌涉嫌辱华而宣布“改期”。图/康玉湛原定于21日晚在上海世博中心举行的意大利时尚品牌杜嘉班纳(Dolce&Gabbana)大型时装秀,因品牌涉嫌辱华而宣布“改期”。图/康玉湛

  《共和国报》发文表示,尽管现在D&G的设计师正在社交网络为他们的言论辩解和求饶,但D&G再想重振中国市场,似乎已经不太可能。D&G涉嫌辱华事件影响恶劣,已经遭到了全世界各国时尚人士在社交网络上的指责和批评,其潜在的负面效应将会波及到意大利时尚业在华的整体形象。

  意大利作为D&G品牌发源地和奢侈品购物天堂,D&G创始人辱华言论曝光后,在当地华人社会更是一石激起千层浪。佛罗伦萨一名华商当地时间21日刚刚订购了100多双D&G的女鞋,听到D&G创始人辱华言论后,立即取消了订单。

  当地时间21日下午6时,米兰华侨华人在米兰Montenapoleone Dolce Gabbana旗舰店举行商品退货与和平无声抗议活动,直至该旗舰店当日营业结束。意大利米兰浙江华侨华人联谊会秘书长胡志炼表示,米兰华人社团正在组织大规模的抗议示威活动,已向米兰市政府提出抗议示威活动申请。

浙江省长兴县第八小学学生们在老师的带领下诵读国学经典。新华社发

  民间艺术家为河北省衡水市康复街小学学生示范民族鼓表演。新华社发

  【“四个讲清楚”】

  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价值融通,是一场极其深刻的政治文化革命,既属于中国共产党认识世界的政治哲学范畴,也属于中国共产党改造世界的政治科学范畴。它作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实践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化发展,经历了以政治革命为核心内容、以社会主义建设为主要任务和以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为价值取向的不同发展阶段。百年以来,它以最深层次的价值追求、最独特的文化特征和最显著的实践成效,深刻影响了中国历史的发展进程,赢得了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性变革,同时为人类文明发展作出了独特的中国贡献。

  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融通是中国共产党的一贯主张

  历史场景是政治文化变迁的逻辑起点,历史主题是政治文化构建的核心支撑。鸦片战争后,近代中国的基本场景是民族丧失独立、国家积弱积贫、社会民不聊生。极端历史境遇生成的历史主题,是通过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转型实现民族复兴、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新的目标追求、发展道路产生了对新的思想理论的迫切需求。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并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实现价值融通,开始成为中国共产党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理论武器和价值引导。这一深刻的思想文化革命,根源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自身的科学属性和优秀品格,发展于中国社会现代化变革的宏阔实践,成就于尊重历史、基于现实、面向未来的文化自信。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实践中,既是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者、积极实践者和发展创新者,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继承者、发扬光大者,自觉肩负起了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价值融通的历史责任。民主革命时期,围绕夺取革命胜利的总要求,毛泽东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命题。他强调,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中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他认为,中国共产党开展反主观主义、反宗派主义和反党八股的整风运动,就是要使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科学理论更进一步地和中国革命实践、中国历史、中国文化结合起来。毛泽东思想的形成过程、内容体系、理论精髓以及话语表达,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机结合、价值互化与升华的生动体现。改革开放时期,围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重大课题,邓小平在倡导“钻研、吸收、融化和发展”古今中外文化的同时,强调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消极因素要有清醒的认识。江泽民认为优良的历史文化传统会随着时代变迁和社会进步获得扬弃和发展,进而对当代中国人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和中国的发展道路产生深刻影响。胡锦涛提出的“和谐社会”建设、科学发展观以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等重要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价值融通的时代性创造。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国共产党人是马克思主义者,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学说,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但中国共产党人不是历史虚无主义者,也不是文化虚无主义者”的深刻论述,以及关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必须同中国具体实际紧密结合起来,应该科学对待民族传统文化,科学对待世界各国文化,用人类创造的一切优秀思想文化成果武装自己”的实践推进,标志着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价值融通的理论自信和实践自觉达到了新的历史高度。

  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价值融通的内在机理

  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价值融通的内在机理中,马克思主义是“价值融通”的灵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价值融通”的根基,中国共产党是“价值融通”的主导力量。三者的有机统一与优化发展,是现实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价值融通的本质要求。

  马克思主义是由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由其后各个时代、各个民族的马克思主义者不断丰富和发展的理论体系,是关于自然、社会和人类思维规律的科学认识,是对自然界规律和人类社会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中华民族语言习惯、文化传统、思想观念、情感认同的集中体现,凝聚着中华民族普遍认同和广泛接受的道德规范、精神品格和价值取向。

  固然,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产生于不同历史条件的两种思想文化体系。但它们关于宇宙、社会、人生等根本问题的探讨在内涵上有诸多相似、相近、相通之处。从根本上讲,它们都是为了适应人类的需求而发展起来的,具有人类对美好生活向往的“类”属性。马克思主义的世界性和开放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与包容发展的可贵品格以及二者之间价值内涵的互补性,是其价值得以融通的前提条件与契合点。用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整体地、辩证地认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并以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实践能力,提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主体性与世界性,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面向未来、价值融通的基本遵循。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价值归宿的相通性经由民族复兴、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的“实践化合”与品质再造,成为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的思想内涵和理论表达。

  中国共产党是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武装的无产阶级政党。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人理想信念的灵魂,丢掉了马克思主义就丧失了共产党的政治属性。同时,中国共产党是在中华传统文化土壤里成长起来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和弘扬者,积极引领者和践行者。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融通,形成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地看,中国共产党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理论逻辑与实践逻辑的统一,构成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价值融通的历史逻辑。

  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价值融通的推进机制

  第一,马克思主义是由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组成的有机整体。在人类思想史上,没有一种理论像马克思主义那样对人类文明进步产生了如此广泛而巨大的影响。中国共产党是高度重视理论建设和富于理论创造精神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紧密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和实践要求,进行艰辛理论探索,不断发展和创新马克思主义,形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推进新时代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融通,要在牢牢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的基础上,深刻认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真理力量、道义力量和时代价值,准确把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体系、精神实质和实践要求,自觉运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指导实践、赢得发展。

  第二,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民族具有5000多年连绵不断的文明历史,创造了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它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独特的文化传统,独特的历史命运,独特的基本国情,注定了我们必然要走适合自己特点的发展道路。同时,中国传统文化又是产生于特定历史条件下的文化形态,不可避免地带有自己历史和所属阶级的意识形态特征。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对我国传统文化,要坚持古为今用、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经过科学的扬弃后使之为我所用。这意味着,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融通,要反对文化虚无主义和文化复古主义两种错误倾向。同时,对那些包含有合理因素的优秀传统文化资源也要立足时代和现实需要,在不断开辟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新境界的伟大实践中经由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持续激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机与活力,不断增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和影响力。

  第三,文明交流互鉴,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动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不仅要了解中国的历史文化,还要睁眼看世界,了解世界上不同民族的历史文化,去其糟粕,取其精华,从中获得启发,为我所用。推进新时代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价值融通,离不开同世界上其他国家的文化交流和文明对话。新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加强国际文化交流和文明对话,就是要用宽广视野吸收人类创造的一切优秀文明成果,坚持在改革中守正出新、不断超越自己,在开放中博采众长、不断完善自己。由此不断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价值融通的新境界。

  (作者:王韶兴,系山东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 

  “盲驾”危险堪比酒驾是否入刑存争议

  G92杭甬高速往宁波方向绍兴路段,由于小轿车司机在驾驶过程中使用手机而导致车辆失控,事故造成一死三伤的严重后果。王赟 摄

  与智能手机的发展速度和玩手机的普遍程度相比,我国在立法方面的规定稍显不足,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只作出了不得有拨打接听手持电话、观看电视等妨碍安全驾驶的行为,并没有对使用手机的其他行为以及如何处罚作出规定。

  □ 本报记者 蒲晓磊

  “快,救救我,救救我朋友,我在高速上出了事故,朋友被甩出去了,刚过双彩出口一点点路。”10月11日下午,浙江绍兴高速交警指挥中心接到报警,有人颤颤巍巍地说出了上面的话。

  高速交警在接警5分钟后赶到事故现场,只见一辆浙A牌照的小车撞停在中央护栏处,驾驶员徐某在痛苦地哀嚎:“我手断了,疼,快去找找我朋友,我朋友不见了。”随后,交警在距高速路面6米落差的草地上发现了丁某。经医生鉴定,丁某头部着地,当场死亡。

  经交警调查,事故起因竟是司机徐某接电话而导致车辆失控。

  说起一个月前处理的这起交通事故,浙江省公安厅高速公路交通警察总队绍兴支队副支队长马希来仍然记忆犹新。

  “今年以来,我们用高清探头查获驾驶机动车拨打接听手持电话的违法行为2000余起。这个数字,还只是我们查获的,没有查获的肯定还有。而且,这还只是在我们辖区,如果放大到全国范围,将会是一个不小的数量。”11月10日,马希来对《法制日报》记者说。

  北京市律师协会交通管理与运输法律专业委员会秘书长黄海波指出,开车使用手机属于严重威胁交通安全的行为,可能会引发很多交通事故,其严重程度堪比酒驾,应当重视,“情况比较严重的,可以考虑入刑。醉驾入刑之后,现在醉酒驾车的问题基本得以解决,这对于维护道路交通安全,保护不特定第三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具有非常积极的意义”。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刑法研究所副所长彭新林则认为,开车使用手机入刑应当慎重,这一行为有一定的社会危害性,但还没有达到非常严重的程度,给予扣分和罚款的处罚足以达到惩戒目的,不建议入刑。

  “一旦采用刑事手段,往往表明该行为对社会的危害要达到相当的程度。开车使用手机的确有一定的社会危害性,但还不足以使用‘限制人身自由’这个措施进行规制。目前来看,适用于现行法律法规中的规定即可。建议通过加大执法力度、广泛开展宣传教育等方式,来促进文明驾驶习惯的养成,推动这一问题的解决。”四川鼎立律师事务所主任施杰对记者说。

  开车用手机引发大量交通事故

  据徐某事后向交警讲述,车上三个人,都是朋友,中午从临海出发,赶回杭州,自己和坐在副驾驶位置上的朋友都系好了安全带,后排的朋友丁某没有系好安全带,也没有提醒他要系好安全带。

  汽车在高速公路上行驶时,徐某的手机突然响了,他下意识地去摸手机,但是没摸到,于是他低头去找,就在这时,坐在副驾驶位置上的朋友提醒他快要撞上中央护栏了,徐某连忙往右打方向盘。

  摸手机时的第一次分心、低头去找的第二次分心、高速上猛打方向盘的操作失误——马希来指出,正是这一瞬间的几个危险动作,导致了最终的车祸。

  在高速行驶过程中猛打方向盘,又恰好是在一个弯道上,车子先撞了边护栏,后又撞了中央护栏,车子才停了下来。而在撞到边护栏的那一瞬间,后排的朋友丁某就已经从后窗飞了出去。

  “去年,有个司机在高速公路上变道过程中,刚拿起手机就想到开车打电话比较危险,就又把手机放回了原处。但是,为了确认手机是否放好,司机再一次低头看了下手机。就在这时,汽车重重地撞上了前面的半挂车。最终,事故造成一死三伤的严重后果。”马希来告诉记者,绍兴交警在近些年处理过多起因为开车玩手机而导致的交通事故。

  中国司法大数据研究院的一份专题报告显示,2012年1月1日至2017年6月30日,全国各级人民法院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审审结案件量为449.1万余件,排名前三的事故诱因是无证驾驶26.86%、酒后驾驶18.1%、开车玩手机10.56%。

  “无论是上述数据中的排名,还是从我们日常处理的交通事故来看,开车使用手机的危害性都堪比酒驾。”马希来说。

  黄海波同样认为,开车使用手机应当属于严重威胁交通安全行为,可能会引发很多交通事故,其严重程度可以堪比酒驾,应当重视,必须治理。

  动作隐蔽导致取证处罚难

  记者在乘坐出租车和网约车时发现,司机经常会用手机接单,有时候也会在手机屏幕上设置行驶路线。

  “平时抢单要用手机,抢到单之后要用手机给乘客发送短信通知,也就几秒钟,只要看好路况,反应及时,就没什么问题。”北京网约车司机刘师傅对记者说。

  然而,浙江省公安厅高速公路交通警察总队杭州支队在去年做的一次“危险实验”表明,刘师傅的这一认识非常危险。

  实验显示,按照一辆车车速达到60千米/小时来算,即便是低头看手机2秒,汽车就能开出近30米,而且明显跑偏,即便车辆性能再好,刹车也至少需要20多米,加上开车玩手机驾驶人反应更慢,导致事故的概率大大增加。

  而在高速上玩手机,后果更加严重。

  马希来指出,人们选择高速公路行驶,很多都是因为需要跨城际或者跨省际的需要,由于路途较远,路线单调,没有横向车辆,这往往让驾驶员放松了警惕。在驾驶过程中,很多驾驶员为了排解旅途的“寂寞”,在驾驶途中会一边开车一边玩手机,忽视了自己正在高速公路上高速飞驰这一处境。

  “以每小时100公里的车速,驾驶员低头的一秒,车辆就在‘盲驾’状态下行驶了近30米。如果其间路况发生变化,驾驶员根本来不及反应,后果不堪设想。”马希来说。

  近年来,随着高清探头等“黑科技”的应用,交警对驾驶机动车时拨打接听手持电话的违法行为进行了严厉打击,也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但马希来与同事在执法过程中,也遇到了一些难题,“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发短信、发微信的行为比较隐蔽,取证处罚存在一定的难度,主要还是要靠驾驶员自觉”。

  黄海波也在工作中了解到,交管执法部门难以获取司机在驾驶机动车时使用手机的证据,在治理时存在很大的难度。

  开车使用手机入刑存争议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六十二条第(三)项和公安部123号令规定,有驾驶机动车拨打接听手持电话行为的,扣2分。各省区也结合自身实际,规定可以同时处以200元以内的罚款。

  但在黄海波看来,与智能手机的发展速度和玩手机的普遍程度相比,我国在立法方面的规定稍显不足,“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只作出了不得有拨打接听手持电话、观看电视等妨碍安全驾驶的行为,并没有对使用手机的其他行为以及如何处罚作出规定”。

  近年来,因为开车玩手机而导致的交通事故频繁被媒体报道,在“醉驾入刑”的效果显现之后,关于“开车玩手机入刑”的声音也多次出现。

  2014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分组审议刑法修正案(九)草案时,有常委会组成人员建议对“玩弄手机或其他手持终端的行为”进行规定。理由是,研究表明,在驾驶中玩弄手机和手持终端造成“盲驾”,比醉驾和毒驾更具危险性,危害程度更大,如果将此类行为入刑,相信会降低驾驶风险。

  “入刑的目的并不仅仅在于加大惩治力度,更是要通过法律的威慑作用,对人们的行为进行指引。就好比醉驾入刑之后,现在醉酒驾车的问题已基本得到解决。如果在充分调研和论证之后发现,这一行为非常严重,就可以考虑入刑。”黄海波说。

  彭新林则认为,一种行为是否入刑,要看其社会危害程度,目前,刑法明确了“追逐竞驶,情节恶劣的”“醉酒驾驶机动车的”等4种危险驾驶行为,相对而言,开车玩手机只是一种违法行为,并不足以构成危险驾驶罪。

  “此外,怎样对玩手机、打手机、看手机、放手机等行为作出清晰界定,也是个难题,很容易遇到技术上的一些障碍。如果这些问题不解决,将会影响法律的实施。”彭新林说。

  开车使用手机是否入刑,目前仍有争议。但对于这一行为治理的紧迫性和必要性上,业内人士和专家的态度非常一致。

  马希来认为,加大对于开车玩手机的处罚力度,离不开技术的支撑,目前,用高清探头已经可以清楚拍摄高速上司机的违法行为,希望多一些这样的“黑科技”助力交警执法。

  黄海波认为,要加强执法力度,通过道路监控、事后追查等方式,对驾驶机动车驾驶员作出应有的处罚,纠正驾车过程中司机使用手机等危险性违法行为。要加强司机安全素质教育,让司机懂得和明白生命的重要性以及驾车使用手机的危害性和违法性。

  彭新林也认为,加重处罚只是治标之策而非治本良方,更多地还是要靠宣传教育等方式,对开车玩手机的行为进行综合治理。

  在专家看来,不仅要加强对于司机的宣传教育,也要加强对于社会公众的宣传教育。

  近日,湖北恩施所有客运企业承诺对违法行为举报者最高奖励一万元,在当地产生强烈反响。10月31日,有市民向警方举报,一名公交司机驾车时玩手机长达5分钟,其间双手还多次脱离方向盘。11月2日,警方调查属实后约谈公交公司,司机被开除,举报者获万元奖励,成为恩施首个举报此类违法的获奖者。

  “通过加强安全宣传工作,将相关事故数据以及一些典型违法案件通过适当的方式公之于众,让社会明白驾车使用手机的危害性及法律后果。同时,通过社会公众的监督,让驾驶员能够时刻采取安全驾驶行为。”黄海波说。

  11月9日电 国新办9日就举行例行吹风会。针对放宽外资准入一事,商务部外资司司长唐文弘表示,会持续加快推进放宽外国投资者关注、国内市场缺口较大的教育、医疗等领域外资股比限制。

商务部。(资料图)记者 金硕 摄商务部。(资料图)记者 金硕 摄

  会上,有记者问到,接下来在哪些领域会继续放宽外资准入?

  商务部外资司司长唐文弘表示,会持续加快推进放宽外国投资者关注、国内市场缺口较大的教育、医疗等领域外资股比限制,商务部将与有关部门一起研究推动这些措施尽快落地见效。

  国家发展改革委副秘书长周晓飞也对此回应称,开放是世界经济增长、经济全球化的重要动力,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坚定不移扩大对外开放,始终将利用外资作为对外开放基本国策的重要内容。在扩大开放进程中,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不断融合,取得了长足的发展,既是经济全球化的受益者,也是经济全球化的重要贡献者。

  周晓飞介绍,近年来,中国积极推进新一轮对外开放,2015年、2017年两次修订《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制定了全国范围内适用的外商投资负面清单,将外资限制由180条减少至63条,减少了近三分之二,力度很大。

  下一步,周晓飞称将做好扩大外资开放领域的工作,推动服务业开放,深化农业、采矿业、制造业开放,加快电信、教育、医疗、文化等领域开放进程,不断完善投资环境。